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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面前,在如何面对武汉人这一问题上

确诊人数还在不断上升,人们的恐惧仍未停止。

与此同时,隐瞒武汉旅居史导致越来越多的聚集例出现,坐在家里的吃瓜群众更感到恐慌和愤慨。

于是,恐惧情绪迅速转变为对武汉人乃至湖北人的歧视上,各地严防死守,强制遣返,更有甚者,对曾旅居武汉的住户进行了封门隔离。

网传湖北籍人员家门被封

尽管“防疫,不是防武汉人”的呼吁被适时地提出,人们也都能接受这句言简意赅的口号,但当病毒蔓延到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小区时,还是有很多人愤怒地大骂“武汉人滚出去!”

在如何面对“武汉人”这一问题上,不仅考验着人们内心善意的激烈挣扎,更是人类道德情感和价值共识的社会难题。

类似的歧视与污名在爆发时,也曾被加到广东人的头上。人们一边万众一心高喊着抗击的口号,一边对到处乱窜的广东人以冷眼相待。

这种歧视与恐惧的集体心态有一条沾满火药的引线,当疫情或灾难来临并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健康时,引线就被点燃,产生的硝烟迅速裹挟着所有相关的人,一起倒向毁灭。

但感性接受与理性歧视,在疫情这一极端状况下,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这条野蛮的引线一直埋藏在人类与疾病抗争史的核心地带。

1互害循环

1929年的一天,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云南蒗蕖州目睹了骇人听闻的一幕。包括当地的土司和区长,没有人敢出面阻止民众对麻风病人的活埋。

活埋麻风病人,是当时人们对待感染疾病的人的正常方式,而将病人等同于疾病本身,正是活埋仪式发生的根本原因。

除了活埋,火烧也是常见的解决疫病的方式。国王菲利普五世对麻风病人执行严格的灭绝政策,一律用绳子绑到木柱上放火烧死。火刑也是当时对异教徒和巫婆的标配处刑方式。

也许有人会将这样对待病人的残酷方式,视为原始部落野蛮思维的合理化产物。但这种野蛮思维却并未随着人类文明的成长有任何的改变,它扎根在人性最深处。

麻风病与今天的“武汉肺炎”、曾经的以及让人谈之色变的一样,都可以通过人与人的接触感染罹患病人都会遭受身体痛苦缓解和治疗都相当困难

隔离,是古人能想到的最简单、最直接的防止疫病传染的方法。这在今天看来无可厚非。

但在古代,这种为避免感染他人而牺牲自我的行为并不会得到理解和尊重。隔离意味着抛弃,意味着成为社会的弃儿。

为了消解极其看重宗族血缘关系产生的负罪感,古代人们将染病的人视为是上天对其的责罚,是有罪的象征。且这种说法中外趋同。

墨子有言:“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厉祸罚而弃之。”

圣经曾说:“瘟疫对上帝的仆人是一种有益的分离…正直者被唤去更新,邪恶者被带去受苦。”

贴上罪人的标签,让人们心安理得接受对病人的歧视,甚至因此而泯灭亲情、友情、爱情。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述1348年横行意大利的瘟疫时,特意提到人们对瘟疫的恐慌:

“各地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在健康时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病人,后来到他们自己病倒时,自然也遭到人们的遗弃,没人看顾,就此一命归天。就这样,城里的人们竟然你回避我,我躲开你,街坊舍邻,各不相顾,亲戚朋友,断绝往来。”

随着、丑化、活埋麻风病人的记载大量增加,麻风病人不择手段报复社会的各类案件也同步增长。

一名女性将自己身上的麻风病,通过的方式传染给男子,由此痊愈的治疗方法,被称为“过癞”。同一类型的故事在明清时人的笔记小说中大量出现。

1601年,前赴广东履任的王临亨在《粤剑编》中就记载麻风疫病在广东传染盛行,患有此病的女性,会假装私奔,用以引诱男性与自己发生关系,之后,自己身上的病便可以完全转移到男子身上。

今天看来,“过癞”完全无济于事,只是无端又制造出一个新的疫病感染者而已。但这种“你我,我便将你变成同类”的报复方法,可谓疫病感染者最令人恐怖的武器。

人们因为对疫病的恐慌而歧视病人,遭受社会摒弃排斥的病人,反过来报复社会,因此陷入了一个无限的死循环中:

社会越是歧视病人,病人就越猛烈地制造恐慌,报复社会;而报复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社会的恐慌,继而加重社会对自己的歧视。

2善善对抗

想要解决这样的循环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去除污名化标签,我们就要在善意的对抗中进行选择。

耶鲁大学教授·斯密什在其所著的《政治哲学》一书中说:

“生而为人,就意味着在一个受必然性撕扯的世界中生活,就意味着要在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和阵营中做出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抉择。”

我们现在正是要在冲突中做出抉择。一方面,疫情肆虐,我们要隔离病毒传播的途径;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避免重蹈歧视病人的覆辙。

当前,这一问题可能不如实际的救治措施有用,但忽视它,可能会造成比疫病本身更深远的负面影响。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著名的伦理学实验—“电车难题”,它至今仍然是解释社会冲突的一个著名模型。

一列失控的电车高速驶来,将要撞上5个无辜的人,而你可以选择拉下一个拉杆,让电车换轨,但另一条轨道上也有1个无辜的人。

为了避免没有道德负担的理性经济学家将“无辜的人”赋予社会身份而扭曲实验的本义,也为了避免污名化导致陷入“互害循环”的模型中,我们首先应当明确,这是一道伦理难题,应在伦理的范畴上公平地面对以上的“6个人”

那“1个人”就是“武汉人”那“5个人”是除“武汉人”以外的其他任何团体,拉杆的人无论选择保护哪一方都没有问题,但因为保护就势必要导致牺牲,人们始终无法在伦理上跨过这一道坎。

求生是人的本能,无论“1个人”还是“5个人”都是善意的,但善与善之间发生了对抗,在现代文明的限度内,作为旁观者要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有一个思路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两难。假如我们不是坐山观虎斗的第三者,而是身处其中一方,问题是否简单了许多呢?

如果我们是“1个人”自然希望不动拉杆,保护自己;如果我们是“5个人”我们希望动拉杆,仍然是保护自己。毕竟,求生是人的本能。

本能之外,我们也有另外一种选择。

如果我们是“1个人”选择拉动拉杆,是为集体牺牲小我;如果我们是“5个人”不动拉杆,是用大爱包容个体。

3消弭恐惧

虽然现实情况远没有“电车难题”那么急迫,但自从武汉封城后,谣言与真相的混杂让人已分不清何为事实,四处弥漫的恐惧都是切切实实的。

尤其是当“500万人离开武汉”和“武汉封城前30万人逃离”后,全国各地陆续采取严格的人员流动控制,政策下沉到村居疫情防范措施之后,跑到其他地方的“武汉人”和曾旅居武汉的“武汉人”成为了处境最为特殊的一个群体。

于是我们看到,湖北出来的游客无法找到食宿,湖北身份的旅行者被拒绝同机同车,湖北籍的居民被强制封门隔离。

不过,隔离政策却在下沉中被无限升级,甚至在局部地方被为歧视。“遇到武汉人请举报”“武汉返乡人员信息被泄露”“鄂A车牌原地返回”的话题层出不穷。

从“今年上门,明年上坟”“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的硬核标语到挖掘机封堵各地返乡入村的必经之路,都是通过撬动人们的恐惧来引起重视

各地“硬核”标语

各地“硬核”标语

但随着恐惧的演变,也产生了更严重的问题,超市蔬菜价格疯涨、双黄莲蓉月饼脱销以及歧视武汉人就是证明。

任何时代,消弭心理恐惧都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生存选择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对抗方式就是发泄恐惧。

找到一个更具象的物体来作为攻击对象,发泄自己的恐惧。而在古代,这个具象的物体就是病人,即病疫=病人。

毫无疑问,恐惧因此让人陷入了互害循环。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体现人道精神的救济措施作为后续支撑,整个社会就必须在正义和道德上付出代价。

再回到“电车难题”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选择之所以艰难,是因为“6个人”都没有身份识别。如果你是那个拉杆的人,而一条铁轨上是你的亲人、朋友或者是你自己,选择就变得简单,因为你把选择交给了直觉反应。

无论是哪种选择,都是值得被理解的。

但如果在恐惧的操纵下,想当然地打上 “武汉人是病毒的主动散播者,是不负责任的施害者”的标签,善善对抗的天平就开始倾斜。

一旦在心理上认为一方的遭遇是应得的,互害循环的悲剧历史就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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