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面前，在如何面对武汉人这一问题上

确诊人数还在不断上升，人们的恐惧仍未停止。 与此同时，隐瞒武汉旅居史导致越来越多的聚集例出现，坐在家里的吃瓜群众更感到恐慌和愤慨。 于是，恐惧情绪迅速转变为对武汉人乃至湖北人的歧视上，各地严防死守，强制遣返，更有甚者，对曾旅居武汉的住户进行了封门隔离。 网传湖北籍人员家门被封 尽管“防疫，不是防武汉人”的呼吁被适时地提出，人们也都能接受这句言简意赅的口号，但当病毒蔓延到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小区时，还是有很多人愤怒地大骂“武汉人滚出去！” 在如何面对“武汉人”这一问题上，不仅考验着人们内心善意的激烈挣扎，更是人类道德情感和价值共识的社会难题。 类似的歧视与污名在爆发时，也曾被加到广东人的头上。人们一边万众一心高喊着抗击的口号，一边对到处乱窜的广东人以冷眼相待。 这种歧视与恐惧的集体心态有一条沾满火药的引线，当疫情或灾难来临并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健康时，引线就被点燃，产生的硝烟迅速裹挟着所有相关的人，一起倒向毁灭。 但感性接受与理性歧视，在疫情这一极端状况下，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这条野蛮的引线一直埋藏在人类与疾病抗争史的核心地带。 1互害循环 1929年的一天，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云南蒗蕖州目睹了骇人听闻的一幕。包括当地的土司和区长，没有人敢出面阻止民众对麻风病人的活埋。 活埋麻风病人，是当时人们对待感染疾病的人的正常方式，而将病人等同于疾病本身，正是活埋仪式发生的根本原因。 除了活埋，火烧也是常见的解决疫病的方式。国王菲利普五世对麻风病人执行严格的灭绝政策，一律用绳子绑到木柱上放火烧死。火刑也是当时对异教徒和巫婆的标配处刑方式。 也许有人会将这样对待病人的残酷方式，视为原始部落野蛮思维的合理化产物。但这种野蛮思维却并未随着人类文明的成长有任何的改变，它扎根在人性最深处。 麻风病与今天的“武汉肺炎”、曾经的以及让人谈之色变的一样，都可以通过人与人的接触感染、罹患病人都会遭受身体痛苦、缓解和治疗都相当困难。 隔离，是古人能想到的最简单、最直接的防止疫病传染的方法。这在今天看来无可厚非。 但在古代，这种为避免感染他人而牺牲自我的行为并不会得到理解和尊重。隔离意味着抛弃，意味着成为社会的弃儿。 为了消解极其看重宗族血缘关系产生的负罪感，古代人们将染病的人视为是上天对其的责罚，是有罪的象征。且这种说法中外趋同。 墨子有言：“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厉祸罚而弃之。” 圣经曾说：“瘟疫对上帝的仆人是一种有益的分离…正直者被唤去更新，邪恶者被带去受苦。” 贴上罪人的标签，让人们心安理得接受对病人的歧视，甚至因此而泯灭亲情、友情、爱情。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述1348年横行意大利的瘟疫时，特意提到人们对瘟疫的恐慌： “各地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在健康时立下榜样，教人别去理会病人，后来到他们自己病倒时，自然也遭到人们的遗弃，没人看顾，就此一命归天。就这样，城里的人们竟然你回避我，我躲开你，街坊舍邻，各不相顾，亲戚朋友，断绝往来。” 随着、丑化、活埋麻风病人的记载大量增加，麻风病人不择手段报复社会的各类案件也同步增长。 一名女性将自己身上的麻风病，通过的方式传染给男子，由此痊愈的治疗方法，被称为“过癞”。同一类型的故事在明清时人的笔记小说中大量出现。 1601年，前赴广东履任的王临亨在《粤剑编》中就记载麻风疫病在广东传染盛行，患有此病的女性，会假装私奔，用以引诱男性与自己发生关系，之后，自己身上的病便可以完全转移到男子身上。 今天看来，“过癞”完全无济于事，只是无端又制造出一个新的疫病感染者而已。但这种“你我，我便将你变成同类”的报复方法，可谓疫病感染者最令人恐怖的武器。 人们因为对疫病的恐慌而歧视病人，遭受社会摒弃排斥的病人，反过来报复社会，因此陷入了一个无限的死循环中： 社会越是歧视病人，病人就越猛烈地制造恐慌，报复社会；而报复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社会的恐慌，继而加重社会对自己的歧视。 2善善对抗 想要解决这样的循环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去除污名化标签，我们就要在善意的对抗中进行选择。 耶鲁大学教授·斯密什在其所著的《政治哲学》一书中说： “生而为人，就意味着在一个受必然性撕扯的世界中生活，就意味着要在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和阵营中做出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抉择。” 我们现在正是要在冲突中做出抉择。一方面，疫情肆虐，我们要隔离病毒传播的途径；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避免重蹈歧视病人的覆辙。 当前，这一问题可能不如实际的救治措施有用，但忽视它，可能会造成比疫病本身更深远的负面影响。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著名的伦理学实验—“电车难题”，它至今仍然是解释社会冲突的一个著名模型。 一列失控的电车高速驶来，将要撞上5个无辜的人，而你可以选择拉下一个拉杆，让电车换轨，但另一条轨道上也有1个无辜的人。 为了避免没有道德负担的理性经济学家将“无辜的人”赋予社会身份而扭曲实验的本义，也为了避免污名化导致陷入“互害循环”的模型中，我们首先应当明确，这是一道伦理难题，应在伦理的范畴上公平地面对以上的“6个人” 那“1个人”就是“武汉人”那“5个人”是除“武汉人”以外的其他任何团体，拉杆的人无论选择保护哪一方都没有问题，但因为保护就势必要导致牺牲，人们始终无法在伦理上跨过这一道坎。 求生是人的本能，无论“1个人”还是“5个人”都是善意的，但善与善之间发生了对抗，在现代文明的限度内，作为旁观者要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有一个思路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两难。假如我们不是坐山观虎斗的第三者，而是身处其中一方，问题是否简单了许多呢？ 如果我们是“1个人”自然希望不动拉杆，保护自己；如果我们是“5个人”我们希望动拉杆，仍然是保护自己。毕竟，求生是人的本能。 本能之外，我们也有另外一种选择。 如果我们是“1个人”选择拉动拉杆，是为集体牺牲小我；如果我们是“5个人”不动拉杆，是用大爱包容个体。 3消弭恐惧 虽然现实情况远没有“电车难题”那么急迫，但自从武汉封城后，谣言与真相的混杂让人已分不清何为事实，四处弥漫的恐惧都是切切实实的。 尤其是当“500万人离开武汉”和“武汉封城前30万人逃离”后，全国各地陆续采取严格的人员流动控制，政策下沉到村居疫情防范措施之后，跑到其他地方的“武汉人”和曾旅居武汉的“武汉人”成为了处境最为特殊的一个群体。 于是我们看到，湖北出来的游客无法找到食宿，湖北身份的旅行者被拒绝同机同车，湖北籍的居民被强制封门隔离。 不过，隔离政策却在下沉中被无限升级，甚至在局部地方被为歧视。“遇到武汉人请举报”“武汉返乡人员信息被泄露”“鄂A车牌原地返回”的话题层出不穷。 从“今年上门，明年上坟”“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的硬核标语到挖掘机封堵各地返乡入村的必经之路，都是通过撬动人们的恐惧来引起重视。 各地“硬核”标语 各地“硬核”标语 但随着恐惧的演变，也产生了更严重的问题，超市蔬菜价格疯涨、双黄莲蓉月饼脱销以及歧视武汉人就是证明。 任何时代，消弭心理恐惧都是人类非常重要的生存选择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对抗方式就是发泄恐惧。 找到一个更具象的物体来作为攻击对象，发泄自己的恐惧。而在古代，这个具象的物体就是病人，即病疫=病人。 毫无疑问，恐惧因此让人陷入了互害循环。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体现人道精神的救济措施作为后续支撑，整个社会就必须在正义和道德上付出代价。 再回到“电车难题”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选择之所以艰难，是因为“6个人”都没有身份识别。如果你是那个拉杆的人，而一条铁轨上是你的亲人、朋友或者是你自己，选择就变得简单，因为你把选择交给了直觉反应。 无论是哪种选择，都是值得被理解的。 但如果在恐惧的操纵下，想当然地打上 “武汉人是病毒的主动散播者，是不负责任的施害者”的标签，善善对抗的天平就开始倾斜。 而一旦在心理上认为一方的遭遇是应得的，互害循环的悲剧历史就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