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时期的盗墓贼，世人都会想到孙殿英。孙殿英因为第一个偷盗清东陵而名声大震，被誉为民国“第一盗墓大王”
孙殿英原本只是一个地痞流氓，后来为了在乱世中自保，就自己拉起了一支军队，因为是单打独斗，势力并不强大。
1928年，孙殿英找了个保护伞—投靠。很快交给他一个光荣的任务—到清东陵所在的附近执行军务。
正是因为的委派，才有了他后来对清东陵所做出的事情。
因为当时的军费紧张，孙殿英一到驻地，就打起了清东陵的主意。于是他以“军事演习”为掩耳，开始盗墓。
孙殿英把盗墓的对象重点盯在了“慈禧东陵、乾隆裕陵、康熙景陵”这三大陵墓上。
而在这三个陵墓中，由因为种种原因，康熙的陵墓并没有被盗，真正被盗的只有乾隆和慈禧的陵墓。
在盗乾隆墓陵时，刚开始还很顺利，后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陵墓中的前几道门都可以打开，唯有最后一道门打不开。没办法只能采取轰炸，结果发现是乾隆的陵墓偶在门的后面死死抵着。
孙殿英对此只是一时的惊奇，之后就开始大肆搜刮珍贵财宝。盗墓贼打开乾隆陵墓后，首先看到的是大量的字画。
其实，为些字画都是价值连城的，而大字不识一字的孙殿英和手相士兵当然识别不出来，于是他们在盗墓的过程中，毁坏了许多珍贵名画。
当然，乾隆陵墓里面陪葬宝物除各类珍贵字画外，还有各种精美玉器、金银珠宝和稀世珍宝。主要有三大宝贝。
一是乾隆皇帝颈上的一串朝珠，共计一百零八颗，大珠四颗。当时各大报纸报道了这件事，举国震惊，纷纷要求严惩孙殿英。
于是孙殿英将朝珠中的两颗送给了戴笠当见面礼，还请求蒋委员网开一面。现今朝珠已经不完整，有资料说，乾隆朝珠现在陈列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内。
二是黄珠。这一黄珠被乾隆含在口中，据传可以令尸体不腐。但是强盗就是强盗，他们只认金银珠宝。
结果孙殿英他们就抬出乾隆的尸骨后，敲碎牙齿、搬离脑盖，取出了乾隆口中的黄珠。这一行径，令人发指。之后黄珠身处何处，至今下落不明。
三是九龙宝剑，它是乾隆皇帝的陪葬宝剑。剑鞘上面还嵌满了红蓝宝石以及金刚钻，剑柄上刻九条龙，堪称价值十亿，但是下场却令人唏嘘。到现在还不知道落到谁手上。
其实，孙殿英不会料到，乾隆陵墓最珍贵的宝物并不是以上三件，而是被他“废弃”了。
当时，乾隆皇帝身上的裹尸布，他们也没有放过，被他们从中抠走了许多镶嵌其中的珍珠。
只留了一块裹尸布披在乾隆身上遮羞。
孙殿英和盗贼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这样做是“买椟还珠”了。这块裹尸布可不是一般的布料—陀罗经被。
“陀罗经被” 又名“往生被” 是活佛派人用藏羚羊尾巴上的绒毛织造而成。藏羚羊尾巴上的绒毛稀少到了极点，是藏羚羊身上最为珍稀的材料，仅仅织造乾隆的缂丝陀罗尼经被，当时就用到了几万头藏羚羊的尾巴绒毛。而当时织造乾隆的缂丝陀罗尼经被，用到了两个手艺精湛的匠人。
缂丝是宋朝以来皇室专用的高级丝绸布料，织造过程极其细致，留存于世的皇室精品缂丝极为稀少，常有“一寸缂丝一寸金”和“织中之圣”的盛名。
同时，陀罗经被上面有多种由梵文书写的真言密咒及菩萨、力士的功德名号，被认为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用它覆盖遗体上，能令亡者罪灭福生，免除过去世间一切冤家魔障之难，亡者身心安乐，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传说披了此被的死人到了阴间，见了都得让三分。
在清代，是皇帝和后妃们使用的专用的随葬物，其他人不能使用。
披在乾隆尸体上的陀罗尼经被长约2米、宽1.38米，经被中特意标明了“左脚掌”和“右脚掌”“左肩”和“右肩”的位置，完全按照乾隆身高量身订做的，质地、织法和文字均带有明显的乾隆时期印记，堪称国宝。
孙殿英盗宝之后，溥仪派人前来收拾残局。其中一位老臣认出了这块经被的价值，便把它拿回了家中。此后几易其主，竟然再无踪影了。
直到2005年，在一场拍卖会上，这件被标注为“清末黄缎子袈裟”的不经意间竟然横空出世了，竞拍价为8万元，但始终无人问津，但后来一位秦先生支了非常感兴趣，他最后以9万元拍下。
秦先生作为一个爱好收藏的人，当他第一眼看见这个“袈裟”时，他总觉得这袈裟里面还有东西，因为里面隐约透着精美的花纹和文字。因此，秦先生买到后，找到了故宫博物院权威鉴定专家张淑芬来鉴定这个宝贝，她虽然阅宝无数，但是她只在《大清会典》中看到过关于皇帝御用陀罗尼经被的记载，最后她找来其他专家，从经被的尺寸、纹饰、经文及色彩上才最终确定这是乾隆身上的陀罗尼经被。
在这件经被的鉴定结果出来后，这件经被的价格往上疯涨了许多倍。
在价格涨到了一定高度后，这位市民按耐不住了，在2008年的时候，他以6550万的价格在拍卖会中把这件经被转手卖给了另一个人。
后来，这件经被又被新持有者重新摆到了拍卖会上。2010年，在中美宏凯威拍卖会上，最终被一男士以1.3亿元的价格拍下。
自此之后，这件经被才算彻底安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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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
孙殿英（1889年—1947年），男，归德府永城（今河南永城马牧镇丁辛庄）人。行伍出身，1928年投靠国民党，任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因在河北马兰峪盗掘清东陵而闻名。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为张学良收编。抗战爆发后，历任冀察游击总司令、新五军军长，1943年在河南对日作战时被俘，旋投汪伪任“豫北剿共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追随蒋介石反共，打内战。1947年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这个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终于被解放军生擒，后病逝于战犯收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