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爆发的黄桥决战，关系到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战局面的整个战略任务，意义极为重大。打得好，将顺利实现的战略意图，夺取我在苏北抗日领导权；打不好，陈粟的七千人马将被“赶到长江去”“皖南事变”提前上演。
在这场空前的决战中，作为苏北指挥部的副总指挥，战役的具体筹划指挥者，粟裕充分展示了杰出军事家的风采，在指挥艺术上至少有六点令人拍案叫绝。
第一绝，绝在摆兵布阵奇中见奇上。粟裕用兵，在战略上以少胜多，但在战术上通常是以多胜少。这次黄桥决战，陈粟只有七千人，而韩德勤却是三万多人。这要求粟裕不仅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也同样需要以少胜多为此，粟裕采取了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仅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而守卫黄桥的这四分之一兵力中，又把四分之三的兵力放在重点方向东面上，其他的几面基本上是唱空城计。如：“西面、南面不放部队，由后勤、伙夫担子担负警戒，北门只放一个班”这样摆兵布阵，风险虽大，但最大限度地掌握了机动兵力。实践证明，粟裕的这种摆兵布阵成了绝唱，强大的机动兵力确保了随时对敌重锤猛击，发挥了最大的作战效益。
第二绝，绝在首战即选号称“梅兰芳式部队”的翁达独立旅这一强敌上。独立旅是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翁达虽是旅长却佩中将衔。该旅3000多人，清一色“中正式”七九步枪，每个连都有崭新的捷克式机枪9挺，装备特别漂亮，故而号称“梅兰芳式部队”粟裕认为，首战歼灭翁旅，可给顽军士气极大打击，也使其他杂牌军不敢动作；翁旅是顽军中路之右翼，把它消灭了就等于打开了中路缺口，我可对顽军主力实施迂回包围；韩德勤以前和红军交过手，略知我军作战原则基本是先打弱敌，绝不会想到对他的最强部队翁旅动手。战事最终发展果如粟裕预料的一样，首歼翁旅达成了战役突然性，收到了奇效。“梅兰芳式部队”刚一登台，还没来得及表演，就被我军一下子给灭掉了。
第三绝，绝在战况惨烈纵队司令亲自挥刀上阵拼杀上。黄桥决战采取的是“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战役成败的关键是始终确保黄桥不丢，黄桥这个轴心始终能够转动。然而，稍懂军事常理的便知，守卫黄桥必是挨炮弹多、伤亡多、缴获却少。粟裕把这个苦差事交给了陶勇的三纵。而该纵的老底子正是粟裕一手带起来的。粟裕的这一举动即彰显了党人的无私本色，又是对自己老部队的高度信任。战将陶勇没有辜负粟裕的信任，战事最吃紧时，敌一部“居然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身为纵队司令的陶勇“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队冲出去，硬是将顽军杀出东门”就是这样，在粟裕的高超指挥下，在陶勇等人的奋力冲杀下，黄桥这个轴心始终屹立不动。
第四绝，绝在对战局发展的精确指挥控制上。粟裕说过，打仗就是算数学。他十分注重定量分析。针对这次翁旅呈一字长蛇阵队形向黄桥开进，熟谙各种行军作战数据的粟裕做了一番精确的计算：“翁旅采用的是一路纵队前进，如果两人之间距离为1.5米，全部3000多人的队形将是长达四五公里的长蛇阵。黄桥到高桥约7.5公里，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2.5公里时，后尾必然已过高桥，也就是说敌人已经全部进入了我军的设伏区。此时出击正可将翁旅拦腰斩断。“果然，粟裕的出击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新四军采用“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实施多路出击，仅3个小时，便将翁旅歼灭。
第五绝，绝在主动攻势防御打破敌人三次对黄桥总攻上。10月4日上午11时，顽军计划对黄桥发动第一次总攻。恰好我军从江南赶来增援的一个营于10时抵达黄桥，这使新四军士气大振，粟裕乘势令守城部队主动出击，一举挫败了顽第一次总攻。根据战局发展，粟裕判断敌第二次总攻可能于4日黄昏再度发起，于是以一个团先行出击，果然又将顽第二次总攻打乱，不仅如此，这次出击“还俘获了部分人、枪”顽第三次总攻原计划5日拂晓发起，结果又被粟裕预见在先，粟裕令两个团于5日凌晨2时主动出击，结果顽第三次总攻又被彻底打乱。通过这三次主动出击，粟裕将攻势防御战法运用得“存乎一心”顽三次总攻每次都没来得及发起，便被粟裕主动出击逐一打破化解。
第六绝，绝在以枪声作为协同和联络信号上。粟裕原定10月5日黄昏对韩军发起总攻，但得知敌有几个团拟增援黄桥的后，决定提前对韩军发起总攻。但当时战事正酣，通信联络又差，来不及向突击的叶飞和王必成纵队下达命令。粟裕于是计上心来：“令第三纵队首先以小部队向黄桥以东之敌佯攻，引起敌人回击，造成浓密枪声，以此作为我同第一、第二纵队联络之信号。”上枪声就是命令，枪声就是信号。叶飞纵队闻枪声迅速南下，王必成纵队闻枪声迅速西进。待到5日11时半，粟裕再令第三纵队全部出击。枪声作为协同和联络信号收到了奇效，至晚上九时，敌大部主力被我解决。
黄桥决战，透过”六绝“用兵，粟裕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潜能彰显，打大歼灭战的潜能彰显，打硬仗恶仗险仗的潜能彰显。这场决战，把粟裕的指挥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粟裕
粟裕（1907-1984），原名粟多珍，曾用名粟志裕，侗族，生于湖南会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后进入井冈山，参加历次反“会剿”和全部五次反“围剿”战争。长征时留在南方组织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副指挥，1941年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兼第六师师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华东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等职，主要指挥高邮战役、陇海线徐（州）海（州）段战役、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