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是晚唐时期闻名的诗人，与杜牧合称为小李杜。今天趣前史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文章，欢迎阅览哦~
公元838年的甘肃泾原，纵然边塞春迟，但仍然有水波淼淼、杨柳依依的春日现象。新婚未满一年的李商隐，单独登上泾原古城楼——安靖城楼。他远眺看到“绿杨枝外尽汀州”，却想起了自己的政治遭受，所以不由泫然欲泣。
这时候的李商隐，初入党争漩涡就一再遭谗。在受官考试中被开除的他，不得不再次投靠到岳父王茂元幕下。
在《安靖城楼》这首诗中，李商隐会集抒情了“永忆江湖归青丝，欲回六合入扁舟”这样的归隐思维。可是，之后的李商隐仍然在官场摸爬滚打，尽管宦途不顺牢骚满腹，却并没有实在执行这一“理想”。
他说“不知腐鼠成味道，猜意鹓雏竟未休”——他伪装自己不稀罕功名，可是其实心里对“腐鼠”仍是垂涎欲滴。
《安靖城楼》说不上是李商隐的诗作转向“昧心”的转折点，可是，838年前后，确实是李商隐政治生计的转折点。尔后，他的诗作越发宛转，坐实了“模糊诗人”的人设。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结局，与他的政治人格分不开。
一、晦暗不明的宦途路
李商隐年少失怙，长期随母亲仰人鼻息。这样的生长环境形成了李商隐灵敏软弱的性情，当然与他名传后世的“模糊诗人”的人设有关。可是，结识了恩师令狐楚后，他也有过一段针砭时弊的“愤青”时期。
829年，年仅17岁的李商隐随令狐楚去往山东。时值朝廷刚刚平定了一场藩镇暴乱，尽管暴乱得以打压，可是唐军军备松懈、谎称战功的弊端暴露无遗。李商隐一路看多了百孔千疮，对戎行的气愤盈溢笔端，写下了一首七律《随师东》，前两联就直白地指出了戎行人心不齐、谎称军功的实际：“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华夏买斗心。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
836年，朝廷内大臣们妄图完毕宦官擅权的困境，反而被宦官杀戮的“甘露之变”发生后，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言明要“清君侧”，手握重兵却迟迟按兵不动。
李商隐有感于此，写下了一首《重有感》，诗中打击刘从谏说：“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外，陶侃军宜次石头”——刘从谏分明实力雄厚，条件优胜，应该与君主共安危。可是你两度上表以表忠心，为何还按兵不动?
尽管李商隐的前期著作已经有隐晦的痕迹，比方取题含糊——和教师一起东行，叫《随师东》，对什么事情热情汹涌，就叫《有感》;对同一件事再次有作诗的激动，写诗就叫《重有感》。这和写诗爽性命名《无题》，或许是取诗作前两个字命名《锦瑟》，几乎是同一种风格。
这时候的李商隐，尽管确实喜欢用典故暗戳戳谩骂，可是诗作中仍是会有直接指斥的部分，和后期常常通篇用典的风格很不相同。最多说是宛转，还说不上是模糊。
二、官场奋斗的牺牲品
李商隐宦途的转折点，发生在恩师令狐楚身故之后，他做了王茂元的幕僚，继而成了其女婿。
李商隐的应举之路并不顺畅。由于身微位陋，他挤不进晚唐科举选取上流关系网中的学生的圈子。而他最终能够成功考取进士，仰赖的仍是令狐楚、令狐绹父子的影响力。
牛李党争在中晚唐前史上继续了十数年，李商隐娶妻的为难之处就在于——令狐父子是坚决的“牛党”成员，而他的岳父王茂元则被以为归于“李党”。做了王茂元的女婿之后，李商隐很快由于“变节恩师”而被牛党拉入了黑名单，而由于牛党布景，他也入不了李党的白名单。
尽管对李商隐偏袒有加的人会用各种理由为李商隐摆脱：他单纯，他莽撞，或许爽性说两党都对他有误解，可是不可否认的是，李商隐给牛李两党都写过干谒诗。
李商隐任弘农尉移家长安时，对旧日友爱、现在已经有隔膜的令狐绹在宦途上有所求，写干谒诗求荐;乃至是李商隐公开做了李党的幕僚，再回长安后仍然“明示”令狐绹“何时绵竹颂，拟荐子虚名”。
会昌年间，李党取得权势。李商隐尽管一向没有得到李党的重用，可是也感触到了时局的改变。在随李党人物郑亚赴桂林之前，李商隐写下了《海客》，标明自己愿意为郑亚效能的决计。
这样的李商隐，被重重地打上了“诡薄无行，放利偷合”的痕迹。联络李商隐的政治理想和实际的情况，以及晚唐的政治局势，他这样的行为或许可以了解，这样的点评确实过重，可是李商隐政治人格的缺点，也不可否认。
大多数中国文人最推重的政治品质，是像张九龄、苏轼这样。不论政见对错，可是有自己坚决的政治立场，而且不架空持有其他政见的人。像李商隐这样有骑墙嫌疑的，很容易遭到史学家的打击。
而对于李商隐这些有点翻云覆雨的干谒诗，文学界却点评甚高，常常说李商隐诗文中没有巴结之态——不论实在情况如何，作为文人的体面是保住了的。
三、壮志难酬的模糊诗
可以说，政治失意成了李商隐诗风改变愈加模糊的一个严重要素。在党争的缝隙中一再受阻，不敢再直抒胸臆，在之前诗作堆砌典故、宛转宛转的基础上，李商隐的诗作变得愈加模糊。与前期挖苦政治的诗作有着显着不同，李商隐的画风成了这样：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在类型上，这首《贾生》算是咏史怀古诗。可是李商隐以贾谊自比，抒情不得重用的愁思、挖苦君王沉迷长生不老之术而忽视委任贤才的实际，又有作为政治讽喻诗的深刻含义。这样的写法尽管不少见，可是像李商隐这样写作数量之多、意图之弯曲的诗人，确是不多。
除了《贾生》这样的著作之外，李商隐还留下了许多除了他自己之外无人能解的诗作。尽管那些著作的实在情况咱们无从得知，可是咱们从中看到了，在唐王朝“近傍晚”的傍晚之中，一个“言不由衷”的模糊诗人，一边贪恋乌烟瘴气、无人能全身而退的官场，一边写下烟火气全无的诗句。而这个诗人，正在离咱们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