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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视角,中西方文明就总隔着一层纸而说不透

如果中国年轻人不去体悟坚守,如果西方年轻人不去了解理会,中西方文明就总隔着一层纸而说不透。

为何罗马抛弃了罗马,而中华选择了中华?—五胡入华

为何罗马抛弃了罗马,而中华选择了中华?—蛮族入侵

第三章 中西比较

自治与郡县

不同史观来自于不同文明。中国五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

罗马帝国虽有上层文官体系,但其本质仍是基层自治。之后的欧洲不管采纳何种政体,其国家治理框架都天然孕育着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领主自治形态。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到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从中世纪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国,到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国;从按照“小国”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国,到欧洲按照“一族一国”模式建立的民族国家。不管什么时代,欧洲人的制度史观与价值认同中,基层自治都是核心密码。

与之相比,中国无论建立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其国家治理的基础都是县乡两级基层政权。正如芬纳所言,中国是现代形式的官僚机构“发明者”从秦汉缔造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以来,基层政权建设就被纳入中央派遣与的文官体系之中。尽管中国历史上不时出现一些封建制变体,如没有政治实权的食邑制度,如基层的官绅合作制度,但这些都是有限自治,国家权力早已嵌入社会结构各个细胞之中,不存在欧洲式基层自治。

基层自治与基层政权,两套文明逻辑。

从罗眼光看秦汉,会认为中央集权的弱点在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性叛乱容易蔓延成全国性。相比罗马历史上发生的叛乱都是地方性的(除了巴考底起义)这是基层自治的好处。芬纳就认为“威胁汉帝国生存的中国式农民起义,在罗马却从未发生过”

从秦汉的眼光看罗马,会奇怪罗马之后的欧洲因种族引起的文明冲突竟能绵延千年。

4至6世纪,打了6次拜占庭与波斯战争;7到11世纪,打了400年伯与拜占庭战争;8到15世纪,打了800年西班牙教与的战争;10到13世纪,进行了9次十字军东征;13到15世纪,打了拜占庭抗击奥斯曼战争、苏格兰抗英战争;1455年到1485年,爆发了全欧洲都卷入的30年战争,几乎没有一个世纪是民族与真正和解的。

可以说, 在“文治”方面,中华文明领先于整个古代世界。即便认为“罗马自治”更优越的芬纳,也不得不承认“汉帝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与帝国(特别是罗马)它蔑视军事荣耀。它是一个衷心地反对的帝国。它的特点在于‘教化’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文’这种上的宽容以及对文明教化的倡导构成了帝国的光荣理想”

西方社会喜欢生存于“小共同体”里,从城邦政治到封建自治到小国再到美国乡村自治,最终演化成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至上。中国社会也有各种“小共同体”例如家族、三老、乡绅和各种民间社团,但总还去追求一个“大共同体”即“家国天下”

他人的视角,中西方文明就总隔着一层纸而说不透

在英国举办的第一届世博会

西方诸多学者都自信满满地认为,西方中世纪的分与乱,反而带来了进步。因为发生在前现代欧洲的一系列战争打出了欧洲的常备军,打出了欧洲的理性化官僚制,打出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与工业资本主义。这种低烈度的、持续数百年的、很难把彼此一次性消灭的局部战争,使得战败的一方可以不断总结经验,推动了技术的积累性发展。封建社会的分裂性与阶级性有利于商业资本的产生,出现商业控制的独立城市,会更容易走向资本主义。这种封建制、弱国家、多国竞争体系,是近代欧洲超越所有古老文明的原因。

言外之意,中国太统一,没有千年的局部战争与多元竞争体系;中国太集权,“大一统”反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但若要问中国人,愿不愿忍受一千年的“战国丛林”和“族教冲突”去换原始资本主义的诞生?主流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中国春秋时期就是多国竞争和分封制度。 秦之所以能逆流而上统一六国,汉之所以在“暴秦”下还坚持“承秦制”正是因为战国300年的超大规模战争让民间达成了“天下共苦战斗不息,以有侯王”的共识。中国不是没经历这个阶段,而是经历过并抛弃了这个阶段。所谓的“常备军”与“理性官僚体制”中国秦汉时就有了,比欧洲早1800年。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真正考验,是在维系大一统的基础上,如何能同时实现秩序与自由,如何能同时兼具“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制度之美,这是比西方多元自由主义更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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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陵兵马俑

华夏与内亚

西方中心主义者们常以罗马与法兰克为样本来理解其他文明。如法兰克的“复合性君权”说查理曼大帝“法兰克王与伦巴德王”的族长身份是主要的,而罗马皇帝身份是第二位的。查理曼帝国是多民族的联合体。某些学者将这种范式转移到中国。事实上,中国胡人族群的君主对自己身份的理解首先是中国皇帝而不是族长,象征着统治不分胡汉所有中国人的合法性。

西方一些学者还用“文化符号”与“身份认同”来解读中国历史。将新疆、蒙古乃至东三省划分为“内陆亚洲”inner Asia热衷于从北魏到辽金元清等北方族群建立的政权中寻找来自于“内亚”的文化认同,并将其分为“渗透王朝”和“王朝”他们根据一些北方族群特有的风俗仪轨来断定这些王朝的内亚性。这是没有搞清“礼俗”与“政道”的区别。中华文明的核心不是礼仪、风俗、艺术和生活习惯,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基本制度来建构政治。来自北方族群的天子,只要实行儒法大一统而不是分治天下,只要运用郡县文官制而不是用部落神权制,只要视民如一而不是搞族群等差,就是中国的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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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萨满舞

草原族群建立的王朝那些风俗仪式不能说明什么。 改变国家性质主要看治理体系。查理曼接受了“神圣罗马”加冕,也没有让加洛林王朝变成“罗马”因为法兰克的治理体系不是罗马。相反,清朝剃发易服,理所当然也还是中国,因为它的治理体系就是中国。

“华夏”与“内亚”从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向前说,夏商周三代之中即有“内亚”陕西石峁遗址出土了有很强欧亚草原风格的石雕人像和石城。殷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受草原族群风格影响的青铜器。甘肃礼县的秦公大墓显示,秦人族群中混合着大量羌人和氐人。向后说,号称“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明朝,实际蕴含着大量蒙古遗风。朱元璋诏书的语言风格就是元代的硬译公牍文体。明代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藏人文殊菩萨和转轮圣王、教庇护者几种身份,甚至连“明代汉服”也有元风。

2015年西汉海昏侯(废帝刘贺)墓出土了大量受匈奴文化影响的黄金陪葬与扭身羊纹饰的错金青铜马饰;2019年蒙古国高勒毛都匈奴王墓出土的鎏金银龙却是经典的“西汉之龙”形态。 长城外的引弓之民与长城内的冠带之室,究竟是纯然陌生的他者,还是共享文明的近亲?

用种族、风俗、神话去划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习惯。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中,现代文官体制出现很晚,也少有政治整合社会的传统。近年西方强化“文化符号”和“身份政治”给自己也带来了“部落政治”的分裂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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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发掘现场

夷夏之辨与中华无外

夷夏之辨,千载不休,至今仍引发“何为中国”的讨论。很多辩论者只搬出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来争吵,没有顾及历史的完整。

最初的“夷夏之辨”来自《春秋公羊传》“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可到了战国,特别是到了秦汉,曾经的“华”与“夷”都变成了“编户齐民”天下皆行王法,没有族群之别。第二次“华夷之辨”的高峰是南北朝,互称夷狄就是为争一个正统。到了唐朝,“华夷之辨”弱化了。朝廷内外全是各族精英。

第三次高峰是宋朝。宋朝的经济文化达到巅峰,却无力统一,真宗自导自演了天书封禅,士大夫也高扬“华夷之辨”实则辽夏金全都吸收了汉文明,南北全都说同一种话。到了元朝,“华夷之辨”又淡了下来。所谓的“四等人制”至今仍存争议。第四次高峰是明朝中期。明初,朱元璋以反元复汉为号召,而一旦立国便立即承认元朝入主中原是“天命”宣扬天下一统,“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第五次高峰是“明清易代”自从康熙拜孔子后,历届清帝都彻底推行了汉文明。“华夷之辨”再度消解。

夷夏之别以文化制度论。只要接受中华道统、法统、政统就可以得到天命,因为天下无外。“华夷之辨”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统与分。凡是分裂之世,各个族群都在“互称夷狄”凡是统一王朝,当政者都致力于消融“华夷之辨”

罗马也曾如此。

罗马帝国鼎盛时的哲学是“世界主义”4世纪之前,罗马史家们对“蛮族”不乏称赞之辞;罗马帝国中期以后的多位皇帝,都拥有“蛮族血统”多位名将也出生于“蛮族”4世纪以后,帝国分裂,罗马人充满怨恨。6世纪有史家骂君士坦丁大帝是帝国衰亡的祸首,原因就是引进大量蛮族。而蛮族开始论证“英雄自有来处”如狄奥多里克在晚年被波爱修斯背叛后,便授意宫廷史家写作《哥特人史》强调自己的家族连续17代的历史。

每个文明的内部,都有共同性和差异性。当共同体分裂时,各个政治中心为了划定边界、巩固自我,都势必夸大差异,贬低共同,直至变成永久的分裂。即便有相同的祖先、语言、记忆、信仰,只要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竞争,必然产生这一悲剧。教派分裂,族群瓦解,莫不如此。

政治统一乃是文化多元存在的基础。政治一体越巩固,多元文化反可以尽情伸张个性;政治一体越脆弱,多元文化越会彼此互搏而最终消亡。一体与多元,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同弱同强。不理解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就会既分割了世界也搞乱了自己。

结篇

母体的回归

一体与多元的概念,曾纠葛于上世纪中国两大学者。

第一个是顾颉刚。1917年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批刚猛的激进者,顾颉刚算一号。1923年,这位30岁的苏州青年,主张用实证的方法一切,谁要想证明夏、商、周的存在,就必须拿出夏、商、周三代的证据。运用这种方法,他提出要否定“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疑古论”一出,思想界地动山摇,瓦解了历史,就瓦解了“中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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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然而,最早质疑中国上古史的,是二战前的东洋史学家们。其代表人物白鸟库吉用实证史学方法提出,尧舜禹并不真正存在,不过是后世儒家杜撰出的“偶像”本来就受乾嘉考据精神影响的顾颉刚深深服膺,也高喊“上古史”

但这批所谓的东洋史一面搞学术创新,一面却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种族解构中国”的理论,成为今天美国“新清史”观的前身,也是等独派们的依据。东洋史们还认为,魏晋南北朝以后,“古汉人”已然衰败,而满蒙民族又有妄自尊大的“夷狄病”中华文明的中心将转移到。

顾颉刚们警醒了。面对“九一八”的战火硝烟,曾经倾心于东洋史学的他,终于明白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1938年,他终于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论。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扶杖到桌案前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 他反对使用“民族”来界定国内各族群,建议改用“文化团体”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实际上,顾颉刚在这里提出了“国族”的概念,即“同属一个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属于同一的国族,即中华民族。

一贯认为“三代续统”是后儒编造的他,开始论证商周之,“连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试想这都是何等的气度,那里存着丝毫窄隘的种族观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著名讨论,质疑者是一个更年轻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者费孝通。他时年29岁,和顾颉刚是苏州老乡,刚从英国留学归来。

费孝通认为“民族”是根据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形成的团体,是科学概念。中国国内确存在不同的民族,这是客观事实,不必为了谋求政治上的统一而刻意去消除各族的界限,不用担心敌人使用“民族”概念与喊出“民族自决”来分化中国。他强调,“文化、语言、体质相同的人民不必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不必是一个文化、语言团体”因为民国的现实正是多政治中心,中国历史上也有多个政权分立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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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听到这些,顾颉刚虽缠绵病榻,却如“骨鲠在喉”又爬起来写了《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反驳说,中华民族的“国族性”是足够强大的,“分化”是“不自然的局面”只要分裂的武力稍弱一点,人民就会自发结束分化局面。如果“长久分立”有天然的安定性,则中国早就支离破碎而不成为一个民族了。他在文末甚至怒吼道—“等着罢,到退出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一见东北四省和其他沦陷区的人民是怎样的给我们一个好例子了”

对于前辈的病怒,费孝通沉默了,没有再做回答。 “中华民族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成为一桩没有结论的公案。

1988年,78岁的费孝通发表了题为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承认存在“中华民族”这样一个自在实体。他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又过了5年,费孝通回到苏州老家参加顾颉刚纪念会,第一次对60多年前的公案做出回应—“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

顾颉刚与费孝通的纠结,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路— 既渴望用西方概念来改造中国的知识传统,却发现西方经验无法概括自身文明;既渴望独立于政治的西方学术,又发现西方的学术从来离不开政治。最后,他们都回归到中华文明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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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林

他人的视角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政治与文化话语权,“历史中国”都是由西洋和东洋来书写。兄弟手足对彼此的认知,都是由外来学术框架去塑造。

比如,有大汉族主义观点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有狭隘民族主义观点则认为“满蒙回藏非中国”这都是当年“东洋史”的遗毒。

比如,有些史家试图用“意识形态”来对标西洋史。当西方说“大一统”是专制原罪时,他们就将“专制”归罪于元清两朝。说汉唐宋本来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专制”离西方不算远,结果被游牧民族的“主奴观念”改造成了“野蛮专制”明朝的高度集权是元朝军事制度的残余,中国没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被清朝断了萌芽。 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他们没深入研究中国未能诞生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比如,当西方认为中国因缺少“自由传统”没有发展出所謂的民主制度时,有些史家就开始论证,“农耕文明”代表专制,“游牧文明”代表自由。 他们没弄清,“自由精神”的殊荣只属于西方的哥特与日耳曼人,从不属于东方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在孟德斯鸠笔下,同样是,哥特人传播的是“自由”而鞑靼(蒙古)人传播的是“专制”在黑格尔笔下,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希腊罗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而全体东方人不知道任何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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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长陵

这些纷争与攻讦,都来自于我们总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维的益处,却也经常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裹挟。过去如此,未来亦是如此。

中华文明并非没有过“种族”观念,但另有一股更强大的“天下”精神。隋朝大隐士王通,说中国之正统,不在汉人之南朝,而在鲜卑之孝文帝。因为孝文帝“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此为真正的天下精神。

其他族群亦如此。

藏族与蒙古族信奉佛教,无论藏传汉传,都有“消除分别心”的教义。中国“伊儒汇通”传统中也有“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之训导。这种打破族群壁垒的天下精神,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一部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性自限”的历史。

中华民族融合中还充满着深沉情感。只有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最终,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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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民俗—泥塑“金猴献桃”

自己的故事

中国东晋南北朝300年的故事,政权、人物、事件太多太杂,一看就乱,一乱就烦,是一段最难写清的历史。 而中华民族重新塑造与中华文明转型升级的密码,恰恰蕴藏在这300年中。

在其间,有多少比还壮阔、更精彩的“三国”博弈;有多少帝王将相的金戈铁马,有多少文人墨客的流风余韵;更有着佛教中国化的关键轨迹,鸠摩罗什东来、法显、慧远南下、各大宗派创立,政与教、因果与孝悌、佛学与中国哲学等关系得以初步理顺。300年中的故事很多,最重要的故事还是中华民族胡汉一家的故事。我们是谁?是汉族人是蒙古族人是藏族人是维吾尔族人还是满族人? 看了这300年就明白了什么叫中华民族,什么叫中华文明,什么是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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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排演《木兰辞》

有一首歌叫“敕勒歌”有谁知道它竟诞生于一片刀山血海的之中?

高欢与宇文泰打了10年,败多胜少,最后一战在河东玉壁城下。546年深秋,黄河呜咽,霜风肃杀。高欢20万大军连攻50日,死伤枕藉仍未奏功。一生智算无敌的高欢眼见得此生再也灭不了宇文泰,再也统不了天下,只能下令撤军。走时匆促,7万阵亡将士尸体来不及安葬,只好聚填在一个大坑中。返回晋阳后,他强撑病体稳定军心,命将军斛律金领唱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鲜卑语的唱词绕梁不绝,周围将帅臣僚全体合唱。想着10年间战死的数十万将士,看着自己一头白发河川,高欢潸然泪下。此歌由此流传。与此同时,西边的宇文泰恢复了周礼所载的黄钟大吕与雅乐正音,还依周礼设置了六官与六学。30年后,北周灭了北齐,开出了隋唐。

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是汉化的匈奴人,他们都是这300年中华民族融合史中典型的中国人,他们打仗都不是为了族群利益而是为了统一天下。对这些, 如果中国年轻人不去体悟坚守,如果西方年轻人不去了解理会,中西方文明就总隔着一层纸而说不透。

如同那首敕勒歌,谁关心它的来历呢。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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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文明

文明,是历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了以下要素:家族观念、工具、语言、文字、信仰、宗教观念、法律、城邦和国家等等。由于各种文明要素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分布并不均匀,产生了具有显而易见区别的各种文明,具体到现代,就是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东方文明,古印度文明四大文明,以及由多个文明交汇融合形成的俄罗斯文明,土耳其文明,大洋文明和东南亚文明等在某个文明要素上体现出独特性质的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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