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印发的《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提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要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严格控制属地招生计划比例，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和考生大省倾斜。
此前，部分驻沪高校在沪招生曾高达40%，浙江大学在浙江招生甚至一度高达70%，南大的江苏生源也曾占到50%以上，均超过了30%的既定门槛。
关于防范部属高校招生本地化，不是第一次呼吁。早在2008年，就要求“各部属高校在属地招生计划超过30%的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此后，每到招生季，都有例行呼吁。
为何要严控部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呢？事关教育公平。
部属高校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国家队，归口到等有关部委，多为985、211高校。
按理说，花的是国家的钱，归口到各部委，当然应该招收全国各地的学生。但实际上，很多部属高校地方化一度畸重，由此生出“北大是北京人的北大，复旦是上海人的复旦”之类的感叹。
这无疑是教育不公。
我们所说的“部属高校”中，有很多属于“部省共建”高校，高校在办学过程中，需要驻地的支持，很多共建协议中也会明确要求高校增加对本地的招生。即便不明确写入协议，来自地方的压力也不可小觑。
此外，部属高校招生去本地化往往也容易遇到当地民众的阻挠。
早在2016年高考前夕，江苏就爆出家长维权事件。彼时，江苏多地家长走上街头，在教育厅门前举牌反对，上书“反对减招”“一个都不能减”等字样，以此向包括江苏省教育厅在内的江苏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陈情。
而事件爆发的导火索就在于要求江苏省教育厅划出38000个高考指标支援内地。事件中，江苏教育厅薄其芳还曾表示，“江苏省作为东部的发达省份，也该为全国做贡献的时候了，不能江苏省教育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国家要求你做贡献，你不去做，这肯定是不行的”
不去评价这句话，但这个态度的确得罪了江苏的家长，后来薄其芳的名字就出现在江苏各个论坛上，骂声一片，几成江苏家长公敌。
不仅江苏，湖北也有类似案例。当民众对“去本地化”不满时，地方政府也不能不考量当地民意，尽快平息事态。也正因此，高校“去本地化”也就难以取得较大进展。
以上述江苏各地家长集体陈情事件为例，抗议爆发之后，省教育厅就密集表态，表示江苏高考招生力争做到“三个确保”和“三个不减少”
可见，在触及到后代教育公平这件事上，补不足容易，但损有余很难。
但客观而言，虽然江苏高校众多，但相对其他省份，其一本录取率又并不高，因此照顾中西部省份，拿江苏开刀，实则是变相转移了江苏计划生育、严控普职比例的红利，使本就紧张的高考招生名额更加捉襟见肘。
其实，中国国情复杂多样，并非所有地区的部属高校都适合去本地化，应分情况对待：对一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人口总量相对较少的省市区来说，在减招方面“步子可以迈得大一些”而浙江、山东等优质教育资源相对较少、人口总量相对较多的省市区来说，在招生比例方面，可以相对放缓，以保障对本省考生的公平。
另外，单纯以数字和比例衡量部属高校本地化程度也有失公允。
北大、清华在京招生比例很少，从未超过30%，看起来并不算多，但北京人口基数较小，户籍人口只有区区一两千万。更重要的是，北京名校资源集中，弹丸之地却集中了8所985、20余所211高校，这么多高校叠加起来，放大了北京本地生源的高考优势。
也许单所在京高校在北京投放的招生名额和比例并不多，但这些数字叠加在一起，一定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再除以北京远少于其他省市区的人口基数，一定又会得出一个夸张的比例。
从这个角度而言，北京最应该做出表率。更何况，经过十余年的动态调整，除了京津沪等少数几个城市，绝大多数省市区的部属高校去本地化情况已大有改观，基本已无多少压缩的空间。
实际上，部属高校招生“去本地化”并非不可得，在分省区招生的时候，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参考生源总数，确定在该省的招生指标，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在全国各地平均分配招生指标，实际上这也不失为一个相对公平的办法，当然要达到这种程度也并非高校一方所能够决定，高校所属部委、地方政府和门的努力也不可或缺。
回到此次印发的中来，该同时还强调“打击高考移民”
在我看来，高考移民屡禁不止正是部分高校招生本地化催生的怪状。试想，如果每个省份考生升学几率大致相同，有谁会犯得上花费额外的时间、精力去高考移民呢？
在打击“高考移民”的同时，也可以将其看做检验去本地化成效的一大关键指标，“高考移民”往哪里移，往往说明哪个地方去本地化不够彻底。